[21]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。

但是，他们都没有建立起独立的认知学说，更没有把自然界的物理世界作为认识对象，而是更多地关注人生与社会方面的问题。体验之心即是超越之心，但又不离现实，作为一种心灵活动，又是在经验中进行的，不是纯粹超绝的。

儒家要把道德本体、道德理性落实到现实的、活泼泼的心理活动中，而不是变成观念、理念高悬在那里，因此，它很重视心的观念特征。孟子还提出养浩然之气[20]的方法。所谓本心，是在思的过程中实现出来的。儒家认为，人是有限的，但可达到无限，心灵也有有限的一面，但可进至无限。意向活动既是心理活动，又能通向意志自由即道德理性，并不是一个形而上的理念或观念。

所以，功夫全在实践上，在意志的选择上。何况，儒家并不认为圣人境界就是现成的，相反，必须进行自我修养、自我实现，并且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。因为经过几百年之后，特别是春秋大变革之后，周礼的具体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了。

就在这种内乱之中，孔子离开鲁国，到了齐国，时年三十五岁。冉求说：子为国老，待子而行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？孔子终不以国老顾问的身份回答，而是私下对冉求说：君子之行也，度于礼，施取其厚，事举其中，敛从其薄。在行途中，与楚国的叶公（名诸梁）会面，叶公问政，孔子答以政在来远附迩[51]，使远方的人归来，使近处的人更加亲近。齐景公曾两次向孔子问政，如何治理国家。

这说明，孔子不仅学鼓琴，而且连琴曲的作者及其人格风范都能体会出来，这就决不是一般的学习技巧了。《论语》中所记子畏于匡[46]，即指此而言。

一、家庭背景 孔子名丘，字仲尼，生于公元前551年（鲁襄公二十二年）[1]，春秋时期的鲁国人。据《左传·昭公二年》记载（当时孔子十岁），晋侯使者韩宣子到鲁国，观书于大史氏，见《易象》与《鲁春秋》。弗父何即是孔子的第十代祖，此后世代为宋大夫。关于这方面的内容，以后还要专门讨论。

还有一种生活来源，就是行相礼，即人家举行祭祀时当司仪。春秋时期，王朝的官学已经崩溃，学已经下移到民间，学不在官而在野。季康子派人以厚礼相聘，孔子终于在公元前484年（鲁哀公十一年）回到鲁国，时年六十八岁。孔子是主张德政的，他很想通过卫国实行德政，但是，卫灵公对此并无兴趣，倒是向他请教如何用兵打仗的事。

她以极大的勇气离开陬邑，来到都城曲阜，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维持生计，教育儿子，这是孔子的幸运。但是，行礼、奏乐、射箭、驾车、书写、计算，即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六艺之学则是必须学的。

这与其说是针对卫出公（辄），毋宁说是根据卫灵公时候的经验而发的议论。早在季桓子执政之时，就曾表示要请孔子回国，季康子继任后，冉有又建议季康子将孔子请回。

孔子说：以丘所闻，羊也。孔子是主张以维护名所代表的道来维持社会政治和家庭关系的，而道是现成的，并不需要制定契约一类的东西。总之，名所代表的道是必须通过言说体现的，而言说是必须要实行的。孔子由于博学多能，已成为一位最著名的儒者，并由此而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。[28]《左传·定公五年》。公元前488年（鲁哀公七年），孔子六十四岁时，又到卫国。

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举动。[20]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。

但是，并没有给他任何职务，也没有请他参与政事。孔子弃官出走的原因，如前所说。

所谓野合，历来有不同解释，一种是指不备礼而野外结合，一种是指按年龄说不合礼仪。《论语·雍也》说：子见南子，子路不悦。

对养生送死之事也有明确规定，实现了路不拾遗，器不雕伪[34]的景象，人民的道德水准有很大提高，大家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而不追求华丽。在讨论这个问题时，孔子还提出一个原则，就是按周公之礼办事。[67] 胡仔：《孔子编年》。至于为什么没有去，大概子路所说的理由他是认可的。

无论谁主政，只要按照这个原则去做，就必然成功。孔子是推崇并维护周礼的，但周礼究竟是什么样子，已经很难说了。

齐国想借此机会，显示力量，使鲁国臣服。但是鲁国乱象丛生，孔子没有真的出仕。

喜欢从政而失去机会，不算是知。公元前500年的夏天，齐、鲁之间有一次大的盟会，史称夹谷之会。

敛取其薄，即取于民要少。孔子到了陈国，住在贤人司城贞子家，并享受一定的俸禄，也未参与政事，主要还是学习、教学生。鲁昭公联合郈氏和另一贵族臧昭伯，出兵围困季平子。叔梁纥娶施氏女为妻，生九女，但无儿子。

在当时，并不是所有的诉讼都像孔子这样去处理的。叔梁纥与鲁大夫臧纥兄弟正在防邑。

他辅佐过宋国的三代君主，名望越大，越是谦恭。此时叔梁纥已近七十，三年后就去世了。

[35] 这是工作负责任的态度，因此，不以其不悦而不去见。种地、种菜这一类的劳动，不是士所能干的。